[新闻] 知道儿子是“同志”妈妈给他买了安全套
3个月前,他刚被确诊为艾滋病,濒临绝望;如今,他是一名志愿者,鼓励和他有相同经历的男同(男性同性恋的简称)们,重新鼓起生的勇气。
卫生部部长陈竺近日透露,同性性行为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中国艾滋传播总数的32%。今天是“世界艾滋病日”。郑州民间防艾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说,他们希望配合政府,在防艾的路上,做更多的事。
绝望
一闭上眼,就梦见家人被别人鄙夷
每天起床后,阿摇做的第一件事,是打开电脑,看是否有人给他QQ留言。
“早一分钟回复,就能早一点送去希望。”阿摇说。
阿摇今年刚刚26岁,高大、帅气,和人说话时,脸上始终挂着微笑。可谁会想到,他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挣扎。
8月18日,这个很多人眼中的好日子,对阿摇来说,却是黑色的。因为一次无意识的血检,他被告知自己成了一名艾滋病感染者。
博客记录了阿摇当时的崩溃:“每当我一闭眼睡觉,就梦见家人撕心裂肺的痛哭,梦见家人因为我而被世人所鄙夷!我恨我自己!自己这辈子已经完蛋了!”
阿摇是一位男同,但平时并不随便寻找性伴。不过几个月前,他出于好奇,和一位网友发生了“一夜情”,现在想来,这可能就是自己被打入“地狱”的原因。
正当阿摇被艾滋病这三个字压得无法喘息时,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
对方自称是民间防艾公益组织,河南三禾工作组的负责人阿涛,阿摇的一个朋友向他们咨询了艾滋病的情况。
重生
同病相怜的人 相互安慰、取暖
自己的私密被一个陌生人知道,阿摇心里很不舒服。他拒绝交流,当即挂了电话。
可对方很“难缠”,三番五次约他见面,阿摇终于勉强答应聊两句。
然而,在一间咖啡厅里,他们从晚上7点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1点。
阿涛告诉他,感染艾滋并不等于被判死刑,只要按时服药,病情可以控制。
阿涛告诉他,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经历的人,阿摇并不孤单。
第二天,阿涛陪着阿摇去取复检结果,又帮他办好领药的手续。一直在生死边缘挣扎的阿摇,终于信任了这位大哥。
“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倾诉,还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办,这种感觉很好。”阿摇说。
当微笑又慢慢回到脸上的时候,阿摇对阿涛说,他也要成为一名志愿者。
如今,阿摇建的QQ群里有7位同病相怜的人,大家相互安慰,相互取暖。
坚持
他想通过努力 降低感染数字
卫生部部长陈竺日前曾表示,性传播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,其中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32%。
阿涛的志愿者生活,始于2005年。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,就是想通过努力,降低这个数字。
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张北川说,调查显示,男同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比一般男性要大10~20倍。此外,性伴数目越多,感染概率越大,而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使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减少85%。
阿涛说,男同人群有自己的圈子和活动场所,在郑州,他们有4个户外活动地点,被称为“渔场”。此外还有“同志”酒吧和“同志”浴池。
阿涛和他的同行们,就经常游走在这些地方,告诉男同们,如何进行安全的性行为,保护自己。
上周六,记者跟随河南三禾工作组一起做外展。
志愿者老何已经退休,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到固定地点给男同发放免费安全套。所以工作组一到“渔场”,很多人就围过来,和志愿者打招呼,主动索要安全套。
老何问一个正领套的人:“小田子,好久没见你,现在戴套不?”
对方立刻像受了很大委屈,翻开书包给老何看:“你看看,我都随身背着呢。”
老何说:“现在大家都知道戴安全套的必要性,不像几年前,我一靠近,人家都像赶苍蝇一样赶我。”
“我们靠着真诚,赢得了他们的信任。也让他们知道安全套的重要性。”阿涛说。
变化
社会对男同越来越宽容
阿涛说,虽然歧视还很明显,但他已经明显感到,现在社会对男同越来越宽容。
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,郑州一个男同被出柜(指男同身份主动或被动让人知道)后,家里人天天骂他,没多久,他就疯了。而现在,80后的年轻男同们,大约三成都主动“出柜”,向家人和朋友坦承自己的性取向。
在河南三禾工作组的热线记录簿上,记录着鹤壁一位49岁的母亲。
她的儿子24岁,从小成绩优秀,大学毕业后留在郑州工作。但孩子从小到大,都不喜欢异性。这位敏感的妈妈一直有种隐隐的担忧。
终于,今年6月,儿子第一次领着BF(男朋友)回来了。尽管有思想准备,但突然而至的事实还是敲得她头蒙。不过,她还是控制情绪,尽量表现出淡然的样子。
随后,她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资料,了解这个群体。儿子又一次回家,她买了安全套,放在孩子枕头下面。
“打这个电话,我只想确定一下,我儿子的这种行为到底对不对?”
阿涛明确告诉她,她的儿子没有错,这位妈妈释然道:“我还可以继续为我的儿子骄傲了。”
阿涛说,现在,很多男同的家人都选择了理解。一位妈妈说:“反对,只能让我失去一个儿子,理解,我可能得到两个儿子。”
在一次男同聚会上,几位妈妈还专门准备了节目。
方向
防艾,离不开政府的支持
发放安全套的时候,阿涛他们很大方,只要男同登记自己的电话,就可以领到。“以前不行啊,我们是公益组织,大家都是义务在这里帮忙,哪有钱搞活动?出去都是凭着一张嘴。”
2006年,阿涛们明显感觉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大。那一年,郑州市疾控中心支援他们3万只安全套,还有宣传手册,2008年,又送来5万只安全套,以及各种宣传品。郑州市疾控中心和工作组还联合搞了好几次集中艾滋病检测。
“不仅如此,每次我们搞培训,省、市疾控中心,郑州市红十字会的专家们经常出席,做报告,他们的专业是我们达不到的。”阿涛说,工作组申请的好几轮全球基金,因为郑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松强、郑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的支持,都得以顺利托管。
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态度,阿涛说,郑州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科的主任刘征,很多社区的人都亲切地称呼她“大姐”,不论是谁去,她都当自家人。还有郑州市中心医院的倪文琼主任、陈晨护士,每次面对工作组转过去的病人,他们都特别耐心、细致。
这两天,阿涛在网上看到,由云南大理市卫生局出资、10多名防艾志愿者负责经营的同志酒吧即将正式营业,卫生局和志愿者们计划通过酒吧的平台,对更多潜在的艾滋病患者进行“同伴教育”。
“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紧密牵手,应该是发展方向。”阿涛说,男同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,主要还是靠政府,各个民间组织则是助手、桥梁,可以配合政府做更多的事。
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日前也表示,卫生部有关部门也在借用一些同性恋人群的组织,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宣传,“这项工作刚刚开始,今后会扩展开来”。
对话
最重要的是消灭歧视
张北川是中国著名艾滋病预防行为专家,曾被授予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国际最高奖项——马丁奖。昨日,就男同防艾问题,记者与他进行了对话。
记者:目前我国大概有多少男同?
张北川:2004年,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中国有500万到1000万男同性恋者。不过我根据人口学分析,这个数字应有2000万左右。
记者:根据《国际先驱导报》报道,2005年,中国男同人群艾滋病毒感染率仅为0.4%,而这两年一项统计显示,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5.0%,这是为什么?
张北川:前一项调查,当时只覆盖四五个城市;后一项调查,是在全国61个城市展开的。二者调查方法不一样,所以结果相差很大可以理解。
2007年,卫生部公布的新增5万艾滋病感染者中,同性性传播导致的感染占12.2%;2009年,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1/3。
记者: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努力,男同感染比例仍在上升?
张北川:这个问题应该两方面看,首先是覆盖人群还过低,估计现在我们可以影响的人群也就100万人。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,我国新增病例速度是在放慢。通过国家和民间组织的努力,现在可以明显感到,男同的性伴数量开始减少,用套率在提高。
记者:现在男同防艾,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?
张北川:反歧视。日前发布的我国首个艾滋病感染者歧视报告显示,在知晓感染者身份后,1/4的医务工作者、超过1/3的政府官员和教师持有负面和歧视态度。
今年“世界艾滋病日”的主题是“普遍可及和人权”,意在强调实现艾滋病预防、治疗、关怀和支持的普遍可及是保护人权的当务之急。如何让男同、艾滋病感染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,这需要制度建设,我国要彻底地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,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。
卫生部部长陈竺近日透露,同性性行为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中国艾滋传播总数的32%。今天是“世界艾滋病日”。郑州民间防艾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说,他们希望配合政府,在防艾的路上,做更多的事。
绝望
一闭上眼,就梦见家人被别人鄙夷
每天起床后,阿摇做的第一件事,是打开电脑,看是否有人给他QQ留言。
“早一分钟回复,就能早一点送去希望。”阿摇说。
阿摇今年刚刚26岁,高大、帅气,和人说话时,脸上始终挂着微笑。可谁会想到,他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挣扎。
8月18日,这个很多人眼中的好日子,对阿摇来说,却是黑色的。因为一次无意识的血检,他被告知自己成了一名艾滋病感染者。
博客记录了阿摇当时的崩溃:“每当我一闭眼睡觉,就梦见家人撕心裂肺的痛哭,梦见家人因为我而被世人所鄙夷!我恨我自己!自己这辈子已经完蛋了!”
阿摇是一位男同,但平时并不随便寻找性伴。不过几个月前,他出于好奇,和一位网友发生了“一夜情”,现在想来,这可能就是自己被打入“地狱”的原因。
正当阿摇被艾滋病这三个字压得无法喘息时,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
对方自称是民间防艾公益组织,河南三禾工作组的负责人阿涛,阿摇的一个朋友向他们咨询了艾滋病的情况。
重生
同病相怜的人 相互安慰、取暖
自己的私密被一个陌生人知道,阿摇心里很不舒服。他拒绝交流,当即挂了电话。
可对方很“难缠”,三番五次约他见面,阿摇终于勉强答应聊两句。
然而,在一间咖啡厅里,他们从晚上7点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1点。
阿涛告诉他,感染艾滋并不等于被判死刑,只要按时服药,病情可以控制。
阿涛告诉他,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经历的人,阿摇并不孤单。
第二天,阿涛陪着阿摇去取复检结果,又帮他办好领药的手续。一直在生死边缘挣扎的阿摇,终于信任了这位大哥。
“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倾诉,还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办,这种感觉很好。”阿摇说。
当微笑又慢慢回到脸上的时候,阿摇对阿涛说,他也要成为一名志愿者。
如今,阿摇建的QQ群里有7位同病相怜的人,大家相互安慰,相互取暖。
坚持
他想通过努力 降低感染数字
卫生部部长陈竺日前曾表示,性传播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,其中同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已占到传播总数的32%。
阿涛的志愿者生活,始于2005年。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,就是想通过努力,降低这个数字。
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张北川说,调查显示,男同感染艾滋病的几率比一般男性要大10~20倍。此外,性伴数目越多,感染概率越大,而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使艾滋病病毒的传播减少85%。
阿涛说,男同人群有自己的圈子和活动场所,在郑州,他们有4个户外活动地点,被称为“渔场”。此外还有“同志”酒吧和“同志”浴池。
阿涛和他的同行们,就经常游走在这些地方,告诉男同们,如何进行安全的性行为,保护自己。
上周六,记者跟随河南三禾工作组一起做外展。
志愿者老何已经退休,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到固定地点给男同发放免费安全套。所以工作组一到“渔场”,很多人就围过来,和志愿者打招呼,主动索要安全套。
老何问一个正领套的人:“小田子,好久没见你,现在戴套不?”
对方立刻像受了很大委屈,翻开书包给老何看:“你看看,我都随身背着呢。”
老何说:“现在大家都知道戴安全套的必要性,不像几年前,我一靠近,人家都像赶苍蝇一样赶我。”
“我们靠着真诚,赢得了他们的信任。也让他们知道安全套的重要性。”阿涛说。
变化
社会对男同越来越宽容
阿涛说,虽然歧视还很明显,但他已经明显感到,现在社会对男同越来越宽容。
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,郑州一个男同被出柜(指男同身份主动或被动让人知道)后,家里人天天骂他,没多久,他就疯了。而现在,80后的年轻男同们,大约三成都主动“出柜”,向家人和朋友坦承自己的性取向。
在河南三禾工作组的热线记录簿上,记录着鹤壁一位49岁的母亲。
她的儿子24岁,从小成绩优秀,大学毕业后留在郑州工作。但孩子从小到大,都不喜欢异性。这位敏感的妈妈一直有种隐隐的担忧。
终于,今年6月,儿子第一次领着BF(男朋友)回来了。尽管有思想准备,但突然而至的事实还是敲得她头蒙。不过,她还是控制情绪,尽量表现出淡然的样子。
随后,她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资料,了解这个群体。儿子又一次回家,她买了安全套,放在孩子枕头下面。
“打这个电话,我只想确定一下,我儿子的这种行为到底对不对?”
阿涛明确告诉她,她的儿子没有错,这位妈妈释然道:“我还可以继续为我的儿子骄傲了。”
阿涛说,现在,很多男同的家人都选择了理解。一位妈妈说:“反对,只能让我失去一个儿子,理解,我可能得到两个儿子。”
在一次男同聚会上,几位妈妈还专门准备了节目。
方向
防艾,离不开政府的支持
发放安全套的时候,阿涛他们很大方,只要男同登记自己的电话,就可以领到。“以前不行啊,我们是公益组织,大家都是义务在这里帮忙,哪有钱搞活动?出去都是凭着一张嘴。”
2006年,阿涛们明显感觉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大。那一年,郑州市疾控中心支援他们3万只安全套,还有宣传手册,2008年,又送来5万只安全套,以及各种宣传品。郑州市疾控中心和工作组还联合搞了好几次集中艾滋病检测。
“不仅如此,每次我们搞培训,省、市疾控中心,郑州市红十字会的专家们经常出席,做报告,他们的专业是我们达不到的。”阿涛说,工作组申请的好几轮全球基金,因为郑州市疾控中心主任王松强、郑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的支持,都得以顺利托管。
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态度,阿涛说,郑州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科的主任刘征,很多社区的人都亲切地称呼她“大姐”,不论是谁去,她都当自家人。还有郑州市中心医院的倪文琼主任、陈晨护士,每次面对工作组转过去的病人,他们都特别耐心、细致。
这两天,阿涛在网上看到,由云南大理市卫生局出资、10多名防艾志愿者负责经营的同志酒吧即将正式营业,卫生局和志愿者们计划通过酒吧的平台,对更多潜在的艾滋病患者进行“同伴教育”。
“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紧密牵手,应该是发展方向。”阿涛说,男同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,主要还是靠政府,各个民间组织则是助手、桥梁,可以配合政府做更多的事。
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日前也表示,卫生部有关部门也在借用一些同性恋人群的组织,进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宣传,“这项工作刚刚开始,今后会扩展开来”。
对话
最重要的是消灭歧视
张北川是中国著名艾滋病预防行为专家,曾被授予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国际最高奖项——马丁奖。昨日,就男同防艾问题,记者与他进行了对话。
记者:目前我国大概有多少男同?
张北川:2004年,卫生部首次向世界公布中国有500万到1000万男同性恋者。不过我根据人口学分析,这个数字应有2000万左右。
记者:根据《国际先驱导报》报道,2005年,中国男同人群艾滋病毒感染率仅为0.4%,而这两年一项统计显示,这个数据已经达到了5.0%,这是为什么?
张北川:前一项调查,当时只覆盖四五个城市;后一项调查,是在全国61个城市展开的。二者调查方法不一样,所以结果相差很大可以理解。
2007年,卫生部公布的新增5万艾滋病感染者中,同性性传播导致的感染占12.2%;2009年,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1/3。
记者: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努力,男同感染比例仍在上升?
张北川:这个问题应该两方面看,首先是覆盖人群还过低,估计现在我们可以影响的人群也就100万人。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,我国新增病例速度是在放慢。通过国家和民间组织的努力,现在可以明显感到,男同的性伴数量开始减少,用套率在提高。
记者:现在男同防艾,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?
张北川:反歧视。日前发布的我国首个艾滋病感染者歧视报告显示,在知晓感染者身份后,1/4的医务工作者、超过1/3的政府官员和教师持有负面和歧视态度。
今年“世界艾滋病日”的主题是“普遍可及和人权”,意在强调实现艾滋病预防、治疗、关怀和支持的普遍可及是保护人权的当务之急。如何让男同、艾滋病感染者过上有尊严的生活,这需要制度建设,我国要彻底地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,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。
